第 7 章 要素的国际流动

本章核心问题：商品不能自由流动时资本会代替商品流动，那么资本流动本身由什么决定？企业为什么选择在外国开厂而不是出口或授权？借钱发展经济，多少算多？

本章脉络

前几章的理论都建立在「要素不能跨国流动」的假设上，本章把它推翻——而推翻它的第一篇论文就揭示了两个假设的纠缠：蒙代尔 1957 年证明，在标准假设下要素流动与商品流动可以完全互相替代（贸易壁垒阻碍商品流动，资本会流动到壁垒后面直接生产——「关税引致投资」）；马克森 1983 年再证明，当两国的技术或税收存在差异时，两者反而互补（资本流动创造贸易）。替代还是互补取决于扰动来自哪里，这条界线至今仍是评估贸易政策与投资政策互动的基础。资本流动的主体组织是跨国公司，解释其存在的理论接力赛跑了半个多世纪：海默 1960 年的垄断优势论指出企业在异国经营要承担额外成本与制度风险，敢于走出去的企业必拥有可跨国转移的所有权优势（技术、品牌、管理）；巴克利与卡森 1976 年的内部化理论把科斯 1937 年的企业理论搬到国际层面——中间品（尤其是知识）的市场交易成本太高时，企业以内部科层替代外部市场，跨国公司正是「内部化的市场」；邓宁 1977 年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 范式）综合两者并加入区位因素，成为最广为使用的分析框架，1981 年他又以投资发展周期假说使其动态化（一国对外净投资随人均收入呈 U 型演化）。与发展相关的另一条线是外部资源约束：钱纳里与斯特劳特 1966 年的两缺口模型从恒等式推出发展中国家「储蓄不足」与「外汇不足」的必然缺口，为引进外资提供理论依据；而 1982 年拉美债务危机（墨西哥率先宣布无力偿债）则演示了外债累积的悬崖边界，催生本章后半部的外债指标体系——世界银行 1995 年起改用债务现值法，让优惠贷款与商业贷款可在同一标尺上比较。

核心概念

所有权特定优势

所有权特定优势是指企业具有的组织管理能力、金融融资优势、技术特点与优势、企业规模与垄断地位等优势。这些优势使企业比东道国本土公司更强，足以克服在国外生产碰到的附加成本与制度风险。它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与内部化优势、区位特定优势三者共同决定企业是否具有对外投资优势，或可通过出口、技术转移来开拓该优势。

「附加成本与制度风险」是理解这个概念的钥匙：一家企业在母国经营不需要学习当地法律、不需要跨文化管理、不需要面对「外来者」的信任折扣，到东道国则全都要付——所以 FDI 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谜（为什么不在国内生产然后出口？为什么不直接把技术卖出去？），所有权特定优势是谜底的第一层：企业手里必须有对手拿不到的、且能跨国使用的独门资产。第二层由内部化优势回答「为什么不开厂而卖技术」：技术这类无形资产定价极难、且一旦出售便失控（模仿、泄露），市场交易失灵，把交易放进企业内部（自己开厂用自己的技术）才能保护租金——这就是知识密集型企业普遍选择 FDI 而非许可经营的原因。第三层是区位特定优势：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关税壁垒、政府政策决定「内部化的那个市场」放在哪里。三者合成的判别矩阵简洁而有力：仅有所有权优势→选择出口；所有权+内部化优势→选择技术转让或许可；三者齐备→对外直接投资。案例俯拾皆是：台积电赴美设厂——制程技术（所有权优势）、防止尖端技术外溢与良率管控（内部化优势）、《芯片法案》补贴与贴近大客户（区位优势）三者同时到位；中国车企 2020 年代在欧洲建厂，同样是技术积累、品质控制与绕开关税的区位动机的组合。

现值债务率

现值债务率是指一个债务国当年未偿还债务的现值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或出口）的比率。它有两种表示：经济现值债务率（未偿债务现值占当年 GNP 的比重，临界值 80%）与出口现值债务率（未偿债务现值占当年出口的比重，临界值 20%）；实际指标超过临界值的 60% 为中等债务国家，以下为轻度债务国家。

「现值」代替名义值是这套指标最大的制度改进，它的动机来自 1970—80 年代的发展融资实践：发达国家与多边机构向穷国提供大量优惠贷款（低息、超长期），名义余额看起来庞大，但按市场利率折现后的真实负担小得多——若按名义值衡量，受援国会被误判为重债；反之，短债高息的商业借款名义余额不大、真实负担却极重。世界银行 1995 年起采用现值法，让不同条件的债务在同一标尺上可比。临界值本身是经验标定而非理论推导（源自 1980 年代对重债国样本的统计归纳），使用时同样要配合债务结构（期限、币种、利率、来源）综合判断。

偿债率

偿债率是指一国在某一时期所举外债的还本付息额与其各种出口收入总和之比。它是衡量外债是否过多的核心指标，经验临界值为 20%：高于 20%—25% 即属外债过多，有发生偿债困难与债务危机的危险。偿债率不是考察外债规模的唯一指标，还须结合外债结构与经济状况综合考察——例如两国偿债率同为 20%，一国外债以长期低息贷款为主、另一国以短期高息贷款为主，后者的形势明显更严峻。

偿债率的逻辑直白而残酷：外债终须用外汇偿还，而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几乎唯一地来自出口——出口收入中必须用于还本付息的份额越高，可用于进口设备与技术、支撑发展的份额越低，一旦遭遇出口滑坡或国际利率飙升（1980 年代美国加息使拉美浮息债务的利息负担成倍膨胀），偿债率瞬间冲破安全线。1982 年墨西哥的违约正是这条曲线的现实形态。这一指标也是理解「借外债发展」悖论的关键：外债可以在短期内填补储蓄与外汇缺口（见下节两缺口模型），但偿还义务使未来的缺口更大——借款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借来的资源能否提高出口能力本身，即「用借的钱学会自己挣钱」。

问题与分析

衡量一国外债负担的主要指标

（1）静态债务指标（名义值）

经济债务率：当年外债余额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所欠外债余额与整体经济的关系，$$经济债务率=未偿还外债余额/国民生产总值$$，安全线为 30%。出口债务率：当年外债余额与当年出口总额之比，$$出口债务率=当年外债余额/当年出口总收入$$，一般不应超过 100%。偿债率：当年还本付息额占出口总收入的比重，$$偿债率=当年还本付息额/当年出口总收入$$，一般不应超过 20%，超过 30% 属危险。

（2）现值法指标（1995 年起世界银行采用）

经济现值债务率：未偿还债务现值/国民生产总值，80% 为临界值；出口现值债务率：未偿还债务现值/出口，20% 为临界值；实际指标超过临界值的 60% 为中等债务国家，以下为轻度债务国家（现值法替代名义值的道理见概念部分）。

（3）债务结构指标

除总量指标外，必须检视结构：币种结构（借款币种与出口收汇币种是否匹配——错配时汇率波动直接放大债务负担，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双重错配」即是教训）、期限结构（短债占比过高意味着再融资风险集中）、来源结构（官方优惠贷款与商业贷款的比例）与利息结构（固定利率与浮动利率的比例——1980 年代拉美危机的直接导火索就是浮息债务遇上全球加息）。

两缺口模型的推导及理论与实践意义

（1）模型推导

从国民收入恒等式出发：总供给 ，总需求 。令税收等于政府支出（ ），平衡条件化为

移项即得两缺口公式：

左边 是储蓄缺口（投资超过国内储蓄的部分），右边 是外汇缺口（进口超过出口的部分）。恒等式的深刻处在于「必须相等」：事后的国民经济核算保证两缺口天然相等——投资超出储蓄的部分，必然由进口超出出口的部分（即净资本流入）来填补，抽象的「缺口」之间被国际资本流动的桥梁连着。

（2）理论含义：为什么需要外资

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面临两个「缺」：想投资而国内储蓄不足（储蓄缺口），想进口机器设备而出口挣的外汇不足（外汇缺口）。恒等式表明两个缺口不是独立的两笔账，而是同一缺口的两面。引进外部资源可以同时填补两者：外国直接投资带来资金（补储蓄缺口）与设备技术（进口不用当期出口抵付，补外汇缺口）；外债则借入外汇（补外汇缺口）再转化为国内投资（补储蓄缺口）。这一框架为钱纳里与斯特劳特 1966 年提出时的政策世界——战后发展援助与外资引进——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依据。

（3）政策含义与实践检验

模型的政策含义是四条路线：引进外部资源同时弥补两缺口；提高出口能力（创汇缩小外汇缺口）；提高储蓄率（缩小储蓄缺口，东亚经济储蓄率普遍超过 30% 正是缺口消失的原因）；结构调整以适应引进外部资源的要求。实践检验呈两面。成功的一面：东亚模式（亚洲四小龙 1970—1990 年代）以「引进外资+出口导向」双轮驱动，外资进来是外汇与设备、出去是出口创汇，缺口随出口能力提高而动态收敛，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大规模 FDI 引进（1993 年起连续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同样沿着这条路径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失败的一面：拉美 1970—80 年代借入外债（多为商业银团浮息贷款）支持进口替代而非出口扩张，缺口没有因借债缩小反而随偿债义务扩大，1982 年起全面债务危机。对照得出的启示清晰无比：利用外资的关键不在规模而在其能否转化为出口能力与国内储蓄——借来的钱要「生」出还钱的能力，模型才闭合。

（4）模型的后续发展

两缺口之后又有扩展：巴赫（Bacha）1990 年针对财政虚弱的国家提出「财政缺口」（公共部门储蓄投资缺口的约束），与原有两缺口并称三缺口分析；模型也成为 1990 年代后「增长诊断」框架（豪斯曼-罗德里克-贝拉斯科）判断「哪里是紧约束」的思想源头之一。它的恒等式内核至今仍在国际收支与发展融资分析中使用——任何「缺口」叙事的严格版本都绕不开 。

综合论述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基本内容与政策意义

（1）基本内容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由英国经济学家邓宁于 1977 年总结而成，从国际经济现实出发，对资本跨国流动的各方面均有涉及，是关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系统理论。其内容为：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与区位特定优势三者结合，决定企业是否具有对外投资的优势，或转而通过出口、技术转移开拓该优势。

所有权特定优势：企业的组织管理能力、融资优势、技术特点、规模与垄断地位及获得产品异质差异的优势——它们使企业强于东道国当地公司，足以克服国外生产的附加成本与制度风险。内部化优势：将所有权特定优势在企业内部配置的能力——外部市场不完全（技术定价难、质量控制难、中间品市场缺失），所有权优势可能在市场交易中受损丧失，内部化在企业内实行资源配置以克服不利条件。区位特定优势：投资的充分条件，包括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市场条件与需求状况、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东道国政府政策等。三者合成判别式：

只有三种优势都具备，企业才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缺区位优势则出口，缺内部化优势则技术转让。

此后理论又作了动态化发展——投资发展周期假说（邓宁 1981）：一国对外资本流动（尤其对外投资）与经济发展程度高度相关，随着发展阶段的推进，三个优势动态变化，该国与外部资本的流动依次经历净流入、流入流出并存、净流出等阶段。这条 U 型轨迹在东亚经济与中国身上得到相当好的印证：中国从净资本流入（1990 年代 FDI 高峰）到「流入流出并存」（2010 年代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跃居世界前列），正沿周期的后半段爬升。

（2）政策意义

折衷理论反映了 1960 年代之后国际经济的新格局：克服了国际贸易理论假设资本不流动的缺点，也克服了国际投资研究只解释资本流动本身的局限，把国际贸易、直接投资与技术转让纳入统一框架，解释力与实践针对性兼备。对东道国：所有权与内部化优势是企业自带的、政府给不了，能给的是区位优势——招商引资的着力点因此明确（基础设施、市场规模、政策稳定性、劳工素质），而非单纯税收让利；对母国：政策可帮企业培育所有权优势（研发支持、品牌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保护知识产权正是让企业敢于以直接投资而非技术出售方式出海的制度条件）。理论的可量化短板（三个优势难于测量）与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解释力不足（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未必握有明显垄断优势，小规模技术、适用技术的迁移另有一套逻辑——威尔斯与拉奥的发展中国家 FDI 理论可作补充）提示：折衷范式是分析起点而非终点。

局限与后续

要素流动研究在当代的重心已经三移。其一，从「为什么跨国」到「跨国成什么样」：安特拉斯（Antràs）2003 年起把不完全合同与产权理论引入跨国公司分析，解释全球价值链上哪些环节留在企业内部（资本密集、可专属性的中间投入）哪些外包（劳动密集、通用性投入）——企业边界理论与贸易理论合流，「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成为本领域最活跃的前沿；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攀升（从组装到新能源整车出口）为此提供了动态样本。其二，FDI 统计的失真与重估：跨国公司通过避税地中转的投资使双边 FDI 数据严重虚化（中国吸收的 FDI 中经香港与离岸中心中转的比重长期过半，存在「返程投资」），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研究揭示跨国利润的报告地与创造地严重背离——OECD 的 BEPS 行动计划与全球最低企业税（2021 年「双支柱」协议，2024 年起在多国立法落地）正是在为这一失真补制度窟窿。其三，债务指标之后的主权债务治理：现值债务率与偿债率描出风险地图，但 2010 年代的主权债务困境（希腊、阿根廷、斯里兰卡、赞比亚的重组僵局）暴露了更深的制度缺口：没有国际破产法庭，重组依赖债权人协调——集体行动条款（2003 年起纳入新发主权债券）、二十国集团共同框架（2020 年起适用于低收入国家债务处理）是当前的制度回应；中国的角色也从债务国变成主要官方债权人（「一带一路」融资），其债务处理实践正在写进这套仍在演化的规则。要素流动的教科书章节，就这样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再谈判接在了一起——后者正是第 9、10 章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