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章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过渡

制度变迁的需求决定模式假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单个行为主体总是力图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谋求确定预期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制度安排与权力界定。一旦行为人发现创立和利用新的制度安排的净收益为正时，就会产生变迁的需求。如果力量优势明显，则原有的制度安排将被淘汰，国家通过法律等形式确立有利于占支配地位的行为主体的产权规则，从而导致制度变迁。

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

我国的市场取向改革是在权力中心的组织与领导下，通过行政命令和法律法规强制自上而下推进的。我们把这种由权力中心推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称为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其含义是在一定宪法秩序和行为的理论道德规范下，权力中心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与意愿是决定制度变迁的主导因素，而这种能力与意愿主要决定于一个社会的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结构与力量对比。

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1）在政府主体与微观主体共同参与的制度安排的社会博弈中，由于政府主体在政治力量的对比与资源配置权力上均处于优势地位，所以政府主体是决定制度变迁方向、速度、次序、方式的主导力量。
（2）政府主体是由一个权力中心和层层隶属的行政系统构成的。权力中心凭借行政命令、法律规范及利益刺激，在一个金字塔形的等级构架内自上而下地规划、组织和实施制度创新。
（3）尽管潜在制度收益的出现会诱发微观主体的制度变革需求，但只有当权力中心的制度收益大于其成本时，实际的制度变迁才可能发生。由于权力中心与微观主体制度创新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是有差异的，因此，政府主体与微观主体在具体的制度创新中的利益摩擦是难以避免的。
（4）在不确定性和制度供给不足的条件下，为了控制风险，权力中心为制度创新设置了严格的进入壁垒，如类似于优先权的改革试点权等，下级政府或微观主体只有得到权力中心的授权才能进行制度创新。
（5）统一观念，即建立和推行一套可为下级政府和广大民众接受的意识形态，以减少新规则实施中的阻力，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

二、约束制度供给的因素分析

影响权力中心制度供给意愿和能力的因素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当属宪法秩序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制度供给成本

三、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之间的冲突

作为制度选择目标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是产权关系明晰化。为了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就应贯彻分权原则。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所遵循的是等级规则。市场化改革必将冲击等级规则。

第三节中间扩散性制度变迁方式与地方政府的特殊功能

一、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中的“诺思悖论”

政府追求的双重目标

社会总产出最大化
统治集团的垄断租金最大化。

组织

在既定制度规则下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团体。

诺思悖论

“诺思悖论”是指一个能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有效率产权制度依赖于国家对产权进行有效的界定与保护，但受双重目标的驱动，国家在界定与保护产权过程中受交易费用和竞争的双重约束，会对不同的利益集团采取歧视性的政策，从而会容忍低效率产权结构的长期存在和导致经济衰退。

解开“诺思悖论”

在微观主体之间的自愿契约与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行为之间，存在一个既能满足个体在制度非均衡条件下寻求最大化利益的要求，又可通过在与权力中心的谈判与交易中形成的均势来实现国家的垄断租金最大化的制度变迁方式，实现向市场经济的渐进过渡。

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

当利益独立化的地方政府成为沟通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的中介环节时，就有可能突破权力中心设置的制度创新进入壁垒，从而使权力中心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与保护有效率的产权结构之间达成一致，化解“诺思悖论”。这样一种有别于供给主导型与需求诱导型的制度变迁方式，称之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

二、地方政府在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中的特殊功能

地方政府成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中的“第一行动集团”

随着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财政分灶吃饭体制的推行，地方政府具有独立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模式，从而在向市场经济的渐进过渡中扮演着主动谋取潜在制度净收益的“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
为了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同时也为了稳定中央财政收入，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推行分灶吃饭的财政制度。地方政府的预算规模主要取决于： - 一与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财政收入规模 - 二是中央和地方分享财政收入的比例。
财政包干制度不仅仅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而且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一种竞争方式，即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

非平衡改革战略下的潜在制度收益与地方政府对制度创新进入权的竞争地方政府作为纵向制度安排的行政代理人，既有动机又有能力为谋求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而与权力中心讨价还价。地方政府主要通过以下途径竞争可获得垄断租金的制度创新进入权：

一是地方政府直接从权力中心的制度创新方案中获得试点权。
二是地方政府通过正式渠道或非正式渠道向权力中心传递反映本地利益的制度创新需求，并力图使这一需求转变为权力中心的正式制度供给方案，从而直接获得制度创新优先权。
三是改革方案一旦形成后，地方政府为获得含有垄断租金的改革试点权而展开竞争。
四是没有获得进入权的地方政府会通过“变通”的方式，以能否实现本地利益最大化的．标准理解和实施权力中心的改革方案，使实际的制度安排或多或少偏离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从而变相获得进入权力。
五是采取先斩后奏、暗中模仿试点单位的做法或另辟蹊径等途径突破进入壁垒，如在权力中心既没有明确授权也没有明确禁止的领域从事自发的制度创新，获取潜在制度净收益。

三、地方政府自发制度创新的事后追认

制度创新途径

地方政府通过突破进入壁垒获取制度收益的能力与其谈判实力有关，而这种实力又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体制环境有关。在给定的条件下，地方政府通常采用以下途径从事自发的制度创新：

“先做不说”。
“做了再说”。
领导批示或题词，由“地下”转入“地上”。
“先上车，后买票”。

政府能容忍乃至追认地方政府自发制度创新行为的因素：

地方政府基于经济实力的谈判能力。
权威扩散化程度
在地方政府为追求潜在制度收益而逐渐改变的制度结构中，权力中心从中获的收益是否大于维持进入权管制的成本。

第四节从中间扩散型向需求诱导型制度变迁方式的渐进转换

一、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效率导向

地方政府在界定和保护产权时更偏重于效率，并通过追求效率获取垄断租金，从而有助于化解制度创新中的“诺思悖论”。

二、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博弈及市场主体的培育

合作博弈的实质是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通过突破壁垒获得潜在制度收益，进而地方政府也分享这一收益。

三、向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

双重效应

当制度变迁由命令控制变为谈判协调时，地方政府在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过程中事实上起到了中间扩散新制度规则的功能，从而将产生双重效应:

一是由优先进入权带来的垄断租金将诱发地方政府的寻利活动。
二是制度创新的中间扩散过程实际上是确立排他性产权的过程，即通过明确微观主体的收益预期实现外部利润的内部化，使地方政府和企业分享的剩余额同时增加。

需求诱导型制度变迁方式

个人或一群人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为确立预期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而自发组织实施制度创新。

四、对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规范分析

从规范分析的角度来评判政府主导的市场化进程时，将发现我国的渐进式改革产生的一系列负效应：

（1）政治企业家行为规范的模糊化导致腐败现象日趋严重。
（2）地方政府官员对 GDP 的盲目追求导致对资源、环境、社会等问题的忽视，导致地方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
（3）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的加剧导致地方封锁，产生了所谓的“诸侯经济”现象。
（4）“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方式导致获得试点权的企业或地方因能持续地获得垄断性租金而获得优先发展的机会，相反，其他企业或地方则发展能力相对不足，这是导致不同阶层、不同地区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以上负效应发生的根源还是渐进式改革条件下等级规则与产权规则的冲突，或者说反映了新旧体制并存条件下的政治与经济的矛盾。化解上述冲突进而减少上述负效应的根本出路还是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特别是进一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为进一步的市场化进程创造更好的条件。

一、名词解释

1．“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1）华盛顿共识最初是由曾担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约翰·威廉姆森提出来的。针对 20 世纪 80 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 10 余年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债务危机频频爆发的困难格局，威廉姆森系统地提出了指导这些拉美国家通过经济改革走出困境的各项政策主张。 “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是私有产权条件下的资本与市场的全面开放，它显然秉承了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传统一脉相承，因此后来人们又把这些所谓的共识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
（2）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日益被国际社会所公认，作为直接挑战“华盛顿共识”并建立在中国经验基础上的“北京共识”愈益被国内外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北京共识”包含了三个重要的原理：
- 1. 创新的价值。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
- 1. 努力建造一个有利于持续、均衡与稳定发展的大环境。
- 1. 自主发展理论。

2．等级规则

等级规则是指首先构建一个层层隶属的金字塔形的等级构架，再界定每一个行为人在这个等级构架中所处的位置，然后再进一步界定与这个等级位置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权力。一个人所处的等级位置越高，资源配置的权力就越大。

3．产权规则

产权规则是指一个人拥有资源配置权力的大小与其所拥有的资产数量正相关，即拥有的资产越多，所拥有的资源配置权力就越大。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就是产权关系必须明晰化。

4．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

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是指把这种由权力中心推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含义是在一定的宪法秩序和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下，权力中心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与意愿是决定制度变迁的主导因素，而这种能力与意愿主要决定于一个社会的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结构与力量对比。

5．宪法秩序

宪法秩序是指用以界定国家的产权和控制的基本结构，它包括确立生产、交换和分配的一整套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它为集体选择确立了原则，从而是制定规则的规则。宪法秩序通过对政体和基本经济制度的明确规定来界定具体制度安排的方向与形式，即具体的制度安排不能超越宪法秩序明确规定的制度创新空间。

6．“诺思悖论”

双重目标:

社会总产出最大化
统治集团垄断租金最大化

冲突:

在最大化统治集团垄断租金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持久的冲突。

7．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

当利益独立化的地方政府成为沟通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的中介环节时，就有可能突破权力中心设置的制度创新进入壁垒，从而使权力中心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与保护有效率的产权结构之间达成一致，化解“诺思悖论”，这样一种有别于供给主导型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方式，称之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

8．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

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指个人或一群人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为确立预期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而自发组织实施制度创新。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方式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具有一致性。

二、简述题

1．比较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差异。

激进式改革是指社会主义快速全民进行市场化的改革。渐进式改革是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强调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改革，在基本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实行增量改革。渐进式改革是一种较为稳健的渐进的过渡方式。

激进式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转轨的速度不同。采用激进的改革策略，可以使改革迅速而全面进行，但是对社会的冲击面比较大，在一定的时期内会导致生产的急剧下降和居民生活状况的恶化，所以激进改革也称为“休克疗法”。采用渐进的改革，可以避免大的社会震动，减少改革的阻力，但是由于两种体制并存的时期比较长，容易导致腐败和混乱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育和成长。
（2）经济改革的步骤不同。激进式改革主张价格改革先行，迅速而全面地开放价格。而渐进改革策略主张分阶段地逐步调整和理顺价格。渐进改革则是发展市场经济，先要培育和发展市场，明确产权关系，对国营企业经营机制进行改造，然后才能全面放开价格。
（3）稳定经济的措施不同。激进改革经济稳定集中体现在物价的稳定上，物价稳定是一切经济稳定的汇合点，稳定宏观经济的首要目标是克服通货膨胀。渐进策略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实行贸易自由化和价格自由化。
（4）改革成本和收益不同。渐进式改革的阻力成本和摩擦成本都是时间的正函数，改革收益曲线呈“小波浪型”。激进式改革阻力成本是时间变量的反函数，激进式改革收益曲线呈“大波浪型”。

2．简述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特征。

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即由权力中心推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一定的宪法秩序和行为伦理道德规范下，权力中心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是决定制度变迁的主导因素，而这种能力与意愿主要决定于一个社会的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结构和力量对比。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1）在政府主体与微观主体共同参与的制度安排的社会博弈中，由于政府主体在政治力量的对比与资源配置权力上均处于优势地位，所以政府主体是决定制度变迁方向、速度、次序、方式的主导力量。
（2）政府主体是由一个权力中心和层层隶属的行政系统构成的。权力中心凭借行政命令、法律规范及利益刺激，在一个金字塔形的等级构架内自上而下地规划、组织和实施制度创新。
（3）尽管潜在制度收益的出现会诱发微观主体的制度变革需求，但只有当权力中心的制度收益大于其成本时，实际的制度变迁才可能发生。由于权力中心与微观主体制度创新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是有差异的，因此，政府主体与微观主体在具体的制度创新中的利益摩擦是难以避免的。
（4）在不确定性和制度供给不足的条件下，为了控制风险，权力中心为制度创新设置了严格的进入壁垒，如类似于优先权的改革试点权等，下级政府或微观主体只有得到权力中心的授权才能进行制度创新。
（5）统一观念，即建立和推行一套可为下级政府和广大民众接受的意识形态，以减少新规则实施中的阻力，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

3．试分析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中的“诺思悖论”。

（1）“诺思悖论”是指一个能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有效率产权制度依赖于国家对产权进行有效的界定与保护，但受双重目标的驱动，国家在界定与保护产权过程中受交易费用和竞争的双重约束，会对不同的利益集团采取歧视性的政策，从而会容忍低效率产权结构的长期存在和导致经济衰退。
（2）在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的条件下，解开“诺思悖论”的突破口可能介于个体的自愿牟利行为和完全由权力中心控制之间的集体行动，即在微观主体之间的自愿契约与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行为之间，存在一种既能满足个体在制度非均衡条件下寻求最大化利益的要求，又可通过在与权力中心的谈判与交易中形成的均势来实现国家的垄断租金最大化的制度变迁方式，实现向市场经济的渐进过渡。
（3）随着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拥有较大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成为同时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组织。地方政府经济实力的提高所引起的谈判力量的变化导致了重建新的政治、经济合约的努力。当利益独立化的地方政府成为沟通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的中介环节时，就有可能突破权力中心设置的制度创新进入壁垒，从而使权力中心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与保护有效率的产权结构之间达成一致，化解“诺思悖论”。这样一种有别于供给主导型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方式，有学者称之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

三、论述题

1．阐述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方式与路径。

市场化过程或过渡问题是指从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过程，从资源配置方式角度看，实际上是从等级规则向产权规则转变，其核心是资源配置权由政府转变为企业与个人。

根据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所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一个更容易完成体制过渡的方案是激进式改革。其主要内容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所谓民主化就是多党制；
二是在经济上全盘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三是在经济政策上采用休克疗法。

我国没有从先验的理论出发，而是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选择了一条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道路，逐渐从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

这种渐进式改革有以下几个特点：

（1）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我国没有像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采用“推倒重来”的改革方式，先彻底瓦解等级构架，再确立产权，而是不仅完整保留了原先金字塔形的等级构架，而且通过原先等级构架中的领导人组织市场取向的改革，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渐扩大的过程中渐渐减小等级规则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我国的改革一开始表现为放权让利式的改革，逐渐过渡到价格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进而导致政治体制的变革。
（2）增量改革。即在不率先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在边际上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也就是说，在等级规则作用较小的边际上，选择具有帕累托改进意义的利益调整方式进行体制变革，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
（3）先试点，后推广。即先在局部范围内取得改革的经验，然后再在全局范围内推广改革经验。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中，下级逐级向上级传递改革需求的信息，最后中央政府按照自己的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来筛选这些信息并设计一套改革方案加以推广。由于每个下级都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在一个等级构架中传递与接收信息时又都存在信息的不对称问题，因此在传递信息和落实改革方案时都有可能“失真”或“走样”。既是改革的组织者又是改革风险最后承担着者的中央政府为了既使市场取向的改革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又能使改革后果的不确定性所引起的风险是可承担的，就会选择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方式。

2．阐述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主要特征，并分析地方政府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的主要功能。

（1）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主要特征利益独立化的地方政府成为沟通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的中介环节，可能突破权力中心设置的制度创新进入壁垒，从而使权力中心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与保护有效率的产权结构之间达成一致，化解“诺思悖论”。这是一种有别于供给主导型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方式。
（2）地方政府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的主要功能

地方政府成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中的“第一行动集团” 随着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财政分灶吃饭体制的推行，地方政府具有独立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模式，从而在向市场经济的渐进过渡中扮演着主动谋取潜在制度净收益的“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价格的逐步放开及相当一部分生产资源直接进入市场，使地方政府有可能凭借经济实力争夺稀缺资源。财政包干体制不仅仅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而且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一种竞争方式，即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地方政府官员具有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特征，即他们具有在制度非均衡条件下敏锐发现潜在制度收益的能力，并具有一定的政治上冒风险的能力去率先捕捉潜在制度收益，并通过较其他地方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来获得更好的政治升迁机会。
非平衡改革战略下的潜在制度收益与地方政府对制度创新进入权的竞争地方政府作为纵向制度安排的行政代理人，既有动机又有能力为谋求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而与权力中心讨价还价。地方政府主要通过以下途径竞争可获得垄断租金的制度创新进入权：一是地方政府直接从权力中心的制度创新方案中获得试点权。二是地方政府通过正式渠道或非正式渠道向权力中心传递反映本地利益的制度创新需求，并力图使这一需求转变为权力中心的正式制度供给方案，从而直接获得制度创新优先权。三是改革方案一旦形成后，地方政府为获得含有垄断租金的改革试点权而展开竞争。四是没有获得进入权的地方政府会通过“变通”的方式，以能否实现本地利益最大化的．标准理解和实施权力中心的改革方案，使实际的制度安排或多或少偏离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从而变相获得进入权力。五是采取先斩后奏、暗中模仿试点单位的做法或另辟蹊径等途径突破进入壁垒，如在权力中心既没有明确授权也没有明确禁止的领域从事自发的制度创新，获取潜在制度净收益。

3. 分析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从规范分析的角度来评判政府主导的市场化进程时，将发现我国的渐进式改革产生的一系列负效应：

（1）政治企业家行为规范的模糊化导致腐败现象日趋严重。
（2）地方政府官员对 GDP 的盲目追求导致对资源、环境、社会等问题的忽视，导致地方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
（3）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的加剧导致地方封锁，产生了所谓的“诸侯经济”现象。
（4）“先试点后推广”的改革方式导致获得试点权的企业或地方因能持续地获得垄断性租金而获得优先发展的机会，相反，其他企业或地方则发展能力相对不足，这是导致不同阶层、不同地区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以上负效应发生的根源还是渐进式改革条件下等级规则与产权规则的冲突，或者说反映了新旧体制并存条件下的政治与经济的矛盾。化解上述冲突进而减少上述负效应的根本出路还是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特别是进一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为进一步的市场化进程创造更好的条件。

Hello Economics